读《山河之书》之抱槐山西,道士塔有感而发!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人生的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的怪诞?或许为了生计,或许为了理想,或许为了其他,很多人背井离乡,漂泊在外,或工作,或做生意,在异国他乡,有灯红酒绿,有车水马龙,有人来人往,唯独没有自己的家乡。人都在想,何谓家?何谓家乡?
在《道士塔》中,描述了一个重要而渺小的人物王园箓–典型的中国平民形象。祖籍湖北麻城县。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他的人生旅行是如此的怪诞。
王园箓只是一个愚昧无知贪婪的代表,对斯坦因这些外国学者本是有抵触拒绝的态度,确被同为中国人的蒋孝琬连哄带骗的促成了和西方学者的不公平交易,一方面为道士王园箓的愚昧无知和贪婪而使莫高窟中的经文、锦帛流失海外而痛恨。一方面又因清朝官吏只注重贪图个人享受而对莫高窟不管不顾、听之任知,而对其痛恨有加。其实我更为身为中国人的蒋孝琬甘愿拿中国的东西去向外国人献媚的做法感到不解。
多个资料有记载,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王园箓把莫高窟的这些稀世文物变卖给了西方的学者,让人痛恨,却从未想过,这个结果是当时的他经历过一些努力后不得已的做法。而蒋孝琬是在明明知道这些文物有无价之称的时候,帮着西方学者进行这个不公平的交易,而且还帮西方学者降低了10倍成本的情况下完成的。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他是何等的可恶。所以不能把愤怒的洪水向王园箓一个人倾泻,因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对其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
但历史虽丑,终究是历史,任何人也回天乏力。直面历史很重要,然而在痛定思痛后中国人民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被空前强化了,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占据心头,只希望以此历史来深挖出中华民族应有的气节。
《抱槐山西》这个标题,在我没有看这篇文章之时不太明白,一直到文章的最后,余老写到: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
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所以在这篇描写山西的文章中,不可避免的会分析之中由头——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闭塞的地方会创造出如此多的出色商人,它的鼎盛达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到如今山西商人的辉煌不再。在十多页的文字中,一点一点的抠出这个历史悠久但又没落的山西商人的形象。也大体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在上次的山西之行中也看到山西商人最具代表人物乔家大院的主人的乔家商训:准备充足、谨慎从事、审时度势、稳步前进;人弃我取、薄利多销、锐意经营、出奇制胜;货真价实、诚待顾客、近悦往来、注意名誉;小恩小让、不为己甚、遇事忍让、恰到好处;慎始慎终、知人善用、金银往来、认真行事。
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山西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票号,山西之行也走过这个号称当时最大票号的大门前,正如文章描写虽已不再繁盛,不再华丽,但没有太多的破败和潦倒。
一部山西商人的的经营史包罗万象,道出了商人一切可能遭遇的事情,同时又包含着山西的气息。